憋屈常被乘客“扛”上车

    1968年，刚刚19岁的程年在石景山的一家照相中心工作，每天都要到北京市的好几个照相点儿去收卷片和费用，乘坐公交车便成了老程每天的“必修课”。

    “那时候不能叫坐公交，应该叫挤公交，挤上车就很幸运。哪像现在乘客还挑挑拣拣的，还得看人多不多，有没有座儿，刷不刷卡，是不是空调车。”老程印象最深的是，乘客为了赶时间，车再挤也要往上走，车门根本关不上。常常是司机下车，用肩膀把乘客硬往车上扛，好容易听到车门“呱嗒”一声关上了，才能开车走人。有时候司机甚至让乘客从驾驶室爬进车厢，这也算是一种“特别照顾”了。

    “记得有一次挤公交车，人非常多，我的个子又小，大家都玩了命地往上挤，我被两个大男人裹挟着脚不沾地稀里糊涂就上了车。那会儿北京的交通给人最大的感受是路窄、车少、人多、拥堵。”回忆当年挤公交的经历，老程不住地感慨。

    在大多数老北京人的印象中，上世纪60年代末的北京是灰色的，电灯不亮，电话不灵，道路不平，最要命的是公交车少。这少，一是线路少，很多地方都不通公交车。有时家里要走个亲戚，只能骑自行车驮上一家三口；二是车辆少，车型旧、车况差不说，客流量还特别大，一趟车要等十几分钟，甚至一个小时。

    因为车难坐，抢座就成了家常便饭，乘车秩序非常混乱，物品丢失、被盗的现象时有发生。而这种状况直到10年后才逐步改善。

    牛气家里有了“凤凰”自行车

    老程与公交车的“斗争”在参加工作3年后有了好转。

    由于经常外出办事，那一年，在单位补助下，老程买了辆“凤凰”牌自行车，“那时候人的活动范围小，商业网点也少，大部分人出门就是上下班，主要靠走路，也坐公交车，我每天能骑自行车出行，那感觉好极了”。

    在这段时间里，北京的轨道交通也开始萌芽。1969年北京市第一条地铁线路——地铁1号线正式开通，北京人在不断与路面公共交通“做斗争”的同时，也开始享受地下轨道交通的“通畅无堵”。“公交换地铁，那真是冰火两重天。”老程开玩笑说。

    当年地铁1号线是分段运营，如果不骑车，老程就得从位于朝阳门的老房子附近坐公交车到复兴门，再坐地铁到位于石景山的单位。“那感觉这辈子也忘不了。先是在公交车上被挤得要命，而且行驶的速度牛一样缓慢，而到了地下坐上地铁，就只能用一个‘爽’字形容了！”老程说，当时自己在出行方面最大的愿望就是北京能多建几条地铁线。

    疯狂小公共要钱不要命

    在轨道交通尚未全面发展的年代，乘车难只能靠增加路面公共出行车辆来解决。而让老程觉得乘车难开始缓解的时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，因为这时候街上出现了小公共。

    当时为了缓解北京市路面公共交通出行难问题，政府允许私人小公共进行运营。

    “有了急事儿就会坐这种小公共，一招手就停，开得也快，还比较方便。”

    但是小公共收费贵，而且特别不规范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由于缺乏管理，司乘人员一味追求经济效益，“不遵守交通规则不说，还特别容易伤人”。老程现在还记得自己的一位同事在下车时被“疯狂老鼠”夹伤了脚，自己有一次坐车提包被夹住了，喊了半天也没人给“回”下门儿。从此老程轻易不敢坐小公共，因为“车是挺快，但没一点儿人与人之间的关心”。

    小公共在路面上四处乱窜的现象在1998年有了彻底改善。当年，夏利、富康、捷达出租车大量上路；而在6年后，索纳塔等现代品牌的出租车出现在北京街头，夏利、富康、捷达逐渐退出历史舞台；在今年，为了更好地服务北京奥运会，混合动力车、无障碍出租车又现身北京出租行业。

    让利公共交通让利民生

    “公交车其实是咱们市民出行的首选，以前是车太少，后来是路太堵。”老程回忆，过去每逢公路上降了雪，都要担心第二天能不能按时到单位。特别是家住在郊区县的居民，一两天都无法通公交车。“那时候我奶奶家在延庆，周末要回去吃饭，为了周一上班不迟到，不得不去坐县内的火车，那车像病入膏肓的老人一样走走停停，总共要四个半小时才能到北京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公交车在北京和郊县之间可以当天打来回。”

    除了全面发展路面公交线路外，为了实现公共交通真正让利民生，从2007年1月1日起，北京市降低并统一市区公交普票票价，持卡乘车享受4折或2折优惠。

    2008年1月15日，像2007年城里人的欢呼一样，北京郊区人兴高采烈地踏上了9字头公交车，他们进城出城也享受到了公交4折或2折的优惠。

    “现在可好了，乘车刷卡了，可选择的路线增多了，就连我常回的老家延庆都通城铁了，交通的便利和实惠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。”

    2008年“春节”期间，郊区9字头打折优惠的举措得到了初步显现。春节期间，郊区客运交通的客运量明显上升，7天时间区县境内客运量达到了412.21万人次，比2007年同期增长了105%。